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向着故乡逆行

          稿件提供:襄阳工作站     

[日期:02-07]    [浏览:]    [放入收藏夹]    [查看评论]

  向着故乡逆行

  摄影:陶冉


会员 陶冉

  湖北是新京报摄影记者陶冉的故乡,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暴发初期,他顾不上家中还有身患疾病的父亲需要陪伴,主动向报社领导请缨,跟随北京市第一批医疗队驰援武汉。

  《战疫老兵曾宪红》

  1月27日,北京首都国际机场,出发支援武汉前,曾宪红的爱人与她告别。

  曾宪红朋友得知她支援武汉后,发信息让她注意休息。

  2月2日上午,医疗队队员临时驻地,曾宪红提前将早餐挂在值完夜班的队友的房间门口。

  等摆渡车间隙,曾宪红提醒队员们医疗注意事项。

  抵达隔离区的清洁区后,曾宪红在更衣室戴上第一层口罩。

  曾宪红穿上防护服。

  曾宪红整理防护服。

  曾宪红帮助其他队员用胶布封住防护服领口的缝隙。

  穿好防护服后,需要再穿上隔离衣。

  穿好隔离衣后,队员帮助曾宪红在面部口罩的缝隙处贴上胶带。

  队员帮曾宪红戴上第二层口罩。

  在防护衣写上“加油”字样是鼓励患者的一种方法。

  曾宪红“全副武装”后走向患者病区。

  曾宪红在病区内照顾感染新型冠状病毒的患者。

  从医院回驻地的摆渡车上,经过几个小时的工作后,疲惫的曾宪红在车上一言不发。

  2月2日,武汉协和医院西院,在隔离病区工作几小时后,北京援鄂医疗队队员曾宪红的脸上被口罩和防护服勒出深深的印记。这是曾宪红作为北京医疗队队员来到武汉的第8天。
 

  在接受《中国摄影报》记者唐瑜采访的对话中,陶冉从武汉疫情一线发来的声音,言语间处处流露着新闻摄影记者深入现场不惧险、不畏难的职业精神。以下为采访剪录:

  唐瑜:能简单地跟我们介绍一下,新京报摄影部这次派您“出征”武汉的经过吗?你们是什么时候出发的?

  陶冉:我们摄影部目前共有15名摄影记者。1月20日,一位刚入职一年的年轻记者从武汉报道现场回来(目前正在自我隔离中),1月23日上午10点武汉就封城了。在疫情暴发初期,我便向领导申请,如果要派人的话,我要第一个冲上去。一方面因为我是湖北人,对武汉比较熟悉且更有感情。另一方面,我跑突发新闻的经验相对年轻记者稍微丰富一些。

  还记得接到要出发的任务是在1月26日下午2点半,当时非常急,3点半到东单路口集合出发。我正在家中睡午觉,领导给我打电话说,“收拾一下,准备出发。”我说,“去哪?”领导说,“武汉。”我就说“好。”我甚至没有来得及拿上换洗衣物,带够了两箱器材便与北京市第一批医疗队一起出发了。

  唐瑜:您都带了哪些设备?防护用品带够了吗?

  陶冉:我带了大疆的御2无机人,多个镜头和闪光灯等设备。因为这种重大事件基本上都是要双保险,以防临时出问题,我还带了两个机身。口罩和手套全部都备好了,唯独没想到那边进出医院,衣服都需要消毒。目前,因为我仅有来时穿的一身衣服,无从换洗,很不方便。

  在报名出征时,我就提前买好了防护用品。口罩当时在打折,我买了100个,考虑到父亲重病,抵抗力低于普通人,我只拿了15个,剩余的留给了家人。防护服和手套也都是自己带去武汉的,为的是不给医疗团队增加负担。我尽量不找医疗队要任何东西,因为他们是真正的一线,他们的物资非常紧张,我们要再找人家要资源那就不合适了。医护人员如果缺了防护,就没有办法再去接触病患,而病患此时此刻真的很需要他们的关怀。

  唐瑜:在现场,您是如何在拍摄中做好防护的?这次防疫专题中,新京报摄影部是如何部署报道计划的,您自己又着重拍了哪些题材呢?

  陶冉:我所在区域是隔离区的一部分,算是隔离区里面的清洁区,别的医院有可能叫半污染区,我们所在点就叫隔离区里面的清洁区。隔离区整个戒严,进去需要穿防护服。穿脱防护服需要经过专业的训练,因为在穿脱过程中,有受污染暴露的风险,所以必须要严格按之前训练的要求进行。另外,我们的设备由于不容易彻底地消毒,因此进入隔离区便不能再带出来。

  拍摄时,我必须把防护放在首位,不光是为我自己的身体健康考虑,更是为了与我每天朝夕相处的医疗队员们。我不能让他们承受任何风险,一定要保护和支持他们。

  新京报此次派出的3名摄影记者,分3个主场做防疫专题报道。吴宁负责每天卫健委的发布会,李凯翔负责跑北京地坛医院等定点医院进行采访。我是北京医疗队随团记者,我的关注重点自然是在前线冲锋陷阵的医务工作者。

  我是湖北人,我需要也想要为我的家乡发声。在进入封城的武汉之前,我看到了很多关于武汉的网络传闻,包括一些外地人对武汉人的误解。如今网上的各种信息很难甄别真假,这时候,更需要我们这些在前线的记者去把真实的情况报道出来。记者的使命就是不停地向外界传播最及时的消息,消解人们的恐慌和不安。

  唐瑜:一个多星期过去了,在前线拍摄一定很辛苦吧?在拍摄过程中有哪些印象深刻的画面吗?

  陶冉:印象深刻的画面肯定是有的。高强度的拍摄工作,有时候一天只能睡一两个小时。但是与我一起出发的很多医护人员也放弃了春节休假,义无反顾地在岗位上和疫情抗争。他们跟病人零距离接触,白色的防护服内湿哒哒的都是汗水。我们的辛苦跟医护人员比起来,真的不算什么。

  我做了一个选题,跟拍了一位年长的护士,她是北京同仁医院的护士长,也曾经是2003年第一批入驻非典病房的护士之一。她在防控传染病方面的经验相对于年轻护士来说更丰富一些,经常会给其他护士讲一些注意事项。我观察到她的眼神里透露出来的是坚强与坚定。在病房中,倘若看到患者因病痛苦,她总是希望能多做点什么,尽力与他们多沟通交流,也在琢磨以更多心理支持的办法,希望为患者建立信心。这是一条典型的人物线,我就拍她的一天,从每天早上起床去医院值守,再从医院回到酒店,最后完成了《战疫老兵曾宪红:帮孤独的隔离者重建信心》组照,并于2月4日在新京报上刊发。

  唐瑜:您还参与过哪些重大新闻报道?您觉得类似报道对摄影记者的考验在哪里呢?

  陶冉:汶川地震的时候,我在上大学,也去当了志愿者。2012年到2017年,我在京华时报当摄影记者,在这期间,所有的重大突发事件我都参与了报道,比如马航飞机失联,我专门前往马来西亚和澳大利亚采访。

  做突发新闻记者需要随机应变能力很强,因为现场往往有很多不确定因素,如果你反应慢的话,很容易发生意外。我之前在京华时报时还做过暗访调查记者,这种应变能力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锻炼,在拍摄的时候,才能够游刃有余吧。

  唐瑜:您在摄影工作中有什么好习惯吗?

  陶冉:我父亲是摄影记者,他从小就教育我,跟我说图文并重,两翼齐飞。他还说,照片如果想让别人留存,一定要以专题为主,要学会用照片来讲故事。

  刚开始工作的时候,我就是拍一些配图,内容决定我拍哪个我就拍哪个。有了一些工作经验之后,我开始慢慢地朝着专题方向拍摄了。现在,我会尽量寻找和拍摄一些自己感兴趣,并能够引起共鸣的专题,或者能够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专题。

  父亲教导我“好照片不过夜”。当天采访的东西会随着时间的推移,印象慢慢变弱,我需要抓紧时间搭配起来。所以,我的好习惯就是当天拍的所有东西,就算不发稿,也会把图片全部整理好了再睡觉,这也养成了我对照片的“强迫症”。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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